与时下流行的楼市拐点、股市拐点、肉价拐点的说法相对应,企业管理也应该有自己的拐点,以适应经营实践的需要。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我们在各种拐点面前不能完成管理的价值指向重新校正任务的话,那就会像三十年前不能从思想僵化中走出来一样,无法跟上形势的发展。我们可以把管理价值指向的重新校正叫做管理拐点,表现如下:
管理拐点一:从呼吁减轻企业负担到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与三十年减轻企业负担的呼吁不同,企业应当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目前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从国资委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到汶川强震后各个企业的慷慨赈灾,标志着企业需要越来越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工作。一些跨国公司纷纷制订社会责任生产守则,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出现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全球性新趋势。这些对企业自身也是有利的,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也有利于建设和谐文化。
管理拐点二:从依靠廉价劳动力到积极承担必要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力便宜一向被作为吸引投资的橄榄枝,也是一些微利企业得以生存的“秘密武器”。当“人口红利”快被榨干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一个拐点。“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前后,一些企业采取了“避法”措施虽然可以得计于一时,但是从长远来看,企业用工制度被纳入严格的法规体系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廉价劳动力时代一去不复返。企业关注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这条路。
管理拐点三:从单位不是家到新家庭运动。改革开放之前,企业对员工要从幼儿园关注到火葬场,这被认为是企业的沉重负担。管理者纷纷将它们作为“社会职能”剥离出去,有的企业明确告诉职工,企业不是家。然而起源于美国的“员工帮助计划”(EAP)悄然入侵,“新家庭主义运动”正在兴起,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认识到了企业的家庭责任与公司成长的互动性,有的企业采取了给员工父母发“养孝金”等措施。重视员工的家庭和谐被称为中国企业的第二次管理革命。
管理拐点四:从以加大收入差距进行激励到工资限高封顶。“下不保底,上不封顶”曾经被做为在分配领域大胆改革的象征,企业纷纷以加大收入差距的办法作为激励员工的“胡萝卜”,企业高管常常以国外CEO巨额年薪为例抱怨国内激励力度的不足。然而收入差距加大给社会造成的不和谐已经受到人们的抨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企业高管的天价高薪受到诟病的时候,国家劳动保障部已在研究垄断行业工资限高封顶的具体措施,各个企业也需要采取将“金手铐”蜕变成“金手表”的措施。
管理拐点五:从人才“高消费”到注重技能实用。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各地掀起了文凭热,企业用人门栏设置的越来越高。然而现在人们的关注焦点从统计学历到统计专利,实用技能型人才成为稀缺资源。教育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今年首次出现全国范围的大幅下滑。今年全国共有120万人报考研究生,比去年的128.2万减少8.2万人,其背景就是企业用人的导向趋于理智。
管理拐点六:从“制造”换汇到以服务增值。商务部发布的《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传递出了一个信息: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导向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不再把减顺差作为商务工作的头等大事。原有的经贸方式发展到现阶段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瓶颈越来越大。
依靠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利用加工制造换取外汇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必须加大产品的服务属性和科技含量。
管理拐点七:从以客户为上帝到合作营销。在营销领域,客户与消费者不尽相同,即使客户是消费者,需要作为上帝对待,也有一个引导消费的问题;当客户只是营销链的中间环节时,他就不是上帝,只是营销者的合作伙伴。因为彼此都在把对方当作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没有必要对他低三下四,求神拜佛般一味迎合。除了产品或者服务要过硬,还要让他看到长远的利益,以便建立合作营销的意愿。
管理拐点八:从低价战到“更贵”时代。低价竞争一直是规模企业战胜对手的撒手锏,是国有企业负担过重抵不过民营企业游击战的软肋,低价倾销一度成为进军国际市场的摩擦点;然而眼下价格上涨的势头已经从猪肉转移至其他主要农产品、加工食品和餐饮服务的价格,而快销品的涨价则给了大众一个不小的打击。通货膨胀预期由此上调,继续给央行带来上调利率的压力。在政府价格干预临时措施的出台背后,是各行各业顺势而为的新一番营销战役,一场属于“更贵”时代的营销战役,有企业开始了“奢侈”品牌之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