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效应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也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通过引进外资进而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目的十分明确。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既产生了对FDI的大量需求，同时发展的相对滞后也妨碍了我们最大限度地去获得FDI增长效应。尽管我国试图从引进FDI中获得资本、技术和产业升级三个层次上的推动效应，但由于FDI这一外部资源的性质以及我国在资本的吸收能力、技术的转化能力和产业升级所需的结构协调能力方面的不足，使得我们对FDI中增长效应的预期与实际效果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差距。。毫无疑问，发展的滞后也使我国在引进外资时要比工业化国家承受更多的成本，这种成本有间接和直接两部分：为引进FDI所做的人为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安排以及在资本形成、技术转移、市场份额方面的代价，因此，比较国外直接投资的成本收益，我们必须考虑这些额外的社会成本，并尽可能加快自身发展来降低这方面的代价。

　　此外，我们应该看到，处于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尤其在加入WTO以后，我国如何根据自身发展阶段特点，选择一种可充分利用FDI长期增长效应的模式，把FDI推动和自身实力增强结合在一起，这是当今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由发展阶段滞后所带来后起之益和后发劣势交叉作用于FDI增长效应的现实难题，需要我们在引进FDI的同时，实现市场的可持续性、产业的可持续性、技术的可持续性，形成一种有利于比较优势不断增强的FDI模式。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不同区域处于几个不同发展阶段之中，从而宜于多层次、不同类型的FDI进入，外资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形式也可呈现多元化形态。因此，我国利用FDI的策略要具有层次性，外资政策要具有区域性的特征，这应当是一个长期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