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效应

　　在理论上，较早把东道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联系起来考察的是著名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教授。1981年，他在一篇题为《对不同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位置的解释：走向一种动态的理论》的论文中，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阶段划分及其各阶段国际直接投资特征以及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推进的动因。②邓宁的理论提出以后，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新一轮国际直接投资浪潮的兴起，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阶段发展论又重新为人们所关注。除邓宁之外，具有影响力的阶段发展理论是日本经济学家小泽辉智（T.Oza.wa）的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⑧小泽辉智理论的最大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策略与我国的技术发展”（项目号：70162001）阶段性研究成果。特点在于他强调根据发展阶段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必要性，同时主张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要顺应后起国家的比较要素进行投资。

　　除了邓宁、小泽辉智从宏观角度讨论发展阶段对引进FDI规模与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等问题外，更多的经济学家则从另一角度讨论东道国发展阶段对引进FDI效果影响。但是，他们没有用发展阶段这一术语，而是使用发展门槛（development threshold）、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等理论概念讨论东道国的发展水平对FDI效果的制约。

　　把社会能力引入对国际直接投资效应的分析，一般认为是对格申科隆（Gerschenkron）技术发展理论的扩展。格申科隆强调技术差距的大小为追赶技术领先者创造了一个机遇，但这个机遇取决于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否成功地模仿技术领先者。①阿布拉莫维兹（Abramovitz）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论点，认为实现缩小技术差距不仅取决于一个地区的相对落后程度，而且还取决于各国吸收国外新技术的“社会能力”。②阿布拉莫维茨和大卫（David）把社会能力作为国家的技术能力或竞争力的体现，③指出社会能力作为吸收、有效使用和创新引进技术的能力的基础，作为一国社会潜力的反映，是随经济发展阶段而推进的。发展门槛对东道国引进FDI效果的影响分析，主要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波伦史太因（Borensztein）、J.德格利戈里（J.de Gregorio）和韩国大学的教授李正华（LeeJong-wha）等人在《FDI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论文中提出的。其核心观点认为，FDI能否具有高效率，取决于东道国的最低人力资本的储备状况，这构成了影响FDI效率的发展门槛；同时指出，如果东道国已经迈过了发展所必需的劳力技能和基础设施的门槛，伴随FDI的技术转移将会导致人力资本的扩增。④因此，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对于跨国生产而言是一个必须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