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效应

　　在微观层次上，东道国增长要素的累积、发展阶段的推进，既为跨国公司实现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创造了前提条件，也为增强FDI的增长效应奠定了基础。在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基础对FDI技术转移效应的制约和影响。标志东道国发展阶段的人力资本的积累程度、资本积累程度和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技术差距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程度、外企运作的法律或制度性框架完善程度等方面，都深刻影响着FDI对东道国产业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效果。凯维斯（Cave8）、②芬德利（Findlay）、③布罗思托姆（Blomstrom）和普莱森（Presson）④等人对具体案例进行的研究发现，东道国国内劳动力素质越高，则技术和知识转移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布罗思托和普莱森⑤与库科（Kokko）⑥选择墨西哥制造业为样本，用经典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在技术领先国家和技术滞后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决定了技术转移范围的假说，结果显示，在技术差距最大的地方，外资企业生产力溢出效应是最小的。在对巴西和乌拉圭的案例分析中，经济学家伯尔思乔斯基（Bielschowskv）（=Z）和库科⑧以地方所有的制造工厂为对象，结果表明，FDI对国内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依赖于这些工厂的资本密度和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对东道国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技术转移效应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只要法律制度相对健全，在企业之间竞争激烈程度与技术转移效果成正比。⑨

　　我国的经验分析同样表明，发展阶段与FDI外溢效应存在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FDI增长效应的发挥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制约，外溢效应对当地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的发挥，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大的基础上。⑩事实上，我国的FDI区域分布与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