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遵循先例原则

首先我们必须对背景加以廓清。当前这样一场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取决于我们对于法律秩序的观念。我们视为通过采用政治性组织的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控制的时代已经终结，那就截然不同了。像过去的人们那样，我们可能认为，那种力量的体系化的、统一的和可预期的应用符合通过官方技术形成的权威性决定形式。另一方面，像今天的许多人那样，我们也可能认为，在政治性组织的社会力量调整的关系范围内，没有看起来是同种类型的系统、秩序或者可预期性的必要要素，可以在司法程序或司法和行政程序的范围内定义法律，并且接受法律并非是管理或者旨在管理政府行为的，而政府行为本身是法律。如果那些坚持法律规范是显要的社会和经济阶级利己的规范的人是对的，简单的裁决不可避免地会被阶级利益或偏见强行规定；或者如果那些宣称法官不可能在心理上客观和不偏不倚的裁断的人是正确的，事实上每件案子将被单独处理，而且法律推理和对传统的裁决或者成文法规范的参考是对于凭借偏见的擅断所作的空洞掩饰，那就没有必要讨论遵循先例了。应该把它和被那些自封的“现实主义者”称之为对法律的迷信和神化的所有其他的东西一起扔进垃圾箱。但，有多少持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者确实相信他们对遵循先例的攻击的那些夸大的言辞，这是意义重大的，不是像假装所标榜的那样，而是作为对司法绝对主义的某种限制和约束，他们实际上也以另一种方式宣称其已经存在。事实上，虽然他们经常拒绝接受社会科学中关于“可能的”任何不科学的观点，看来他们主张，司法绝对主义体系存在的可能性不亚于行政绝对主义。

如果我们和持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者说，法律无论如何是由官方来运作的，我们不必担心关于它可能如何运作这种无意义的理论，诸如是基于扩展被制定的文本，还是通过由权威的技术形成的过去的判决来发展经验，或者由专家依职权基于直觉来适用。如果出现在所有的经济秩序和人们厌倦了一方服从另一方的专制的愿望之后，确实要求在关系调整中的体系、秩序和可预见性，我们可能会求诸于一个超凡行政领导，来维持官方对秩序和体制进行一些可以容忍的限制。